李德裕謫居唐代天涯的歲月
來源于：本站發布于：2021-07-15 14:07: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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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德裕（787—849），字文饒，唐代趙郡贊皇（今河北省贊皇縣）人。他與其父李吉甫均為晚唐名相。唐文宗時，受李宗閔、牛僧儒等牛黨勢力傾軋，由翰林學士謫為浙西觀察使。太和七年，入相，復遭奸臣鄭注、李訓等人排斥，左遷。唐武宗即位后，李德裕再度入相，執政期間外平回鶻、內定昭義、裁汰冗官、協助武宗，功績顯赫。會昌四年八月，進封太尉、趙國公。
李德裕是唐代著名宰相，也是晚唐杰出的政治家、軍事家、文學家。他品高志遠，愛國恤民，出將入相，功豐績偉。為了維護朝廷正義與社稷大局，他疾惡如仇，以不墜青云之志，始終與結為“朋黨”的奸邪侫臣作不懈斗爭，以致不斷遭受政敵的誣陷、打擊與迫害，四次被擠出京城，兩度罷免宰相，最后投荒海南島，流放到唐代振州（即今三亞），在窘迫中悲憤而死。
海南有奇緣，天涯蘊忠魂。李德裕自古被尊為海南“五公”之首，受到歷代海南人民的景仰。曾經作為李德裕流放地的今日三亞，依然保留著深深的歷史記憶，繼續講述著他在唐代振州最后歲月的故事。
治國宰相功高遭貶
李德裕幼有壯志，苦心力學，尤精《漢書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。他以門蔭入仕，在憲宗至武宗五朝期間，歷任四川節度使、浙西觀察使、兵部尚書、左仆射、監察御史等要職，在文宗、武宗朝兩度出任宰相，以雄才大略，成就功業，獲晉太尉、封衛國公，成為了晚唐時期難得的治國宰相，獲后世譽為“萬古良相”、“一代偉人”。
時年47歲的李德裕，在文宗朝首次拜相，主政期間，破除朋黨，打擊豪強，選賢舉能，抑制專權，朝制為之一新。武宗皇帝即位后，54歲的李德裕再度出任宰相，主政六年間，他面對內憂外患的晚唐時局，厲行新政，力挽狂瀾，在政治上力挫夾私攻訐的“朋黨”，抑制宦官擅權之弊；在軍事上重視邊防，平定邊疆叛亂，削除藩鎮割據，鞏固了中央集權；在民政上移風易俗，厲禁佛教泛濫蠹政害民；革除科舉考試弊端，廣開才路，獎拔有實際才能的寒素之士；勸誡皇帝以民生為計，戒奢侈，罷索供，舒緩民怨，富民安民。在李德裕的勵精圖治下，大唐帝國一度恢復生機，呈現中興局面。武宗皇帝論功行賞，加封太尉、衛國公，食邑三千戶。中國歷史上稱之為“中興宰相”。
李德裕以治國為本，革新除弊，遏制了貪庸奸侫的既得利益者，更因過人才能與功高位重，不斷遭到朝廷中結為“牛黨”的牛僧孺、白敏中、令狐绹等政敵的妒嫉、詆毀與打擊。會昌六年（846）三月，武宗去世。宣宗皇帝即位后聽信讒言，忌憚李德裕功業震主，于會昌六年四月，罷免了李德裕宰相，由政敵白敏中取而代之。白敏中入相后，“牛黨”掌權，李德裕及其協力人士，受到了排擠、貶黜等迫害。
在政敵蓄意構罪的迫害下，李德裕先被罷相，逐出京城，降至少子太保，閑居東都洛陽。剛到洛陽三個月，大中元年（847）十二月，即以“竄斥”治罪，逐出洛陽，貶為潮州編外司馬。大中二年（848）正月，李德裕攜家眷、族屬自洛陽發遣，歷盡跋涉之苦，五月方抵達潮州，席不暇暖，旋又加重罪行，處以“投荒服”。大中二年九月，62歲的李德裕最終被趕出中原大陸，自潮州流放到孤懸海外的海南島。中興良相，功高遭貶。唐代海南島，因之與李德裕結下不解之緣。
謫配海南流放天涯
李德裕平生功業品德，彪炳史冊，唯其流放海南島上的貶居地，究竟是在唐代的崖州，還是振州，由于正史無確載，加上海南地方志各有所記，以及后人誤讀“貶制”等原因，致使訟爭不息，莫衷一是。
在唐代宣宗朝，海南島上的州級建置有振州、崖州、儋州、萬州等四州，其中，崖州在島北（今海口市域），振州在島南（今三亞市域）。持貶居地在島北崖州之說，以所貶李德裕“詔制”中有“可崖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”一辭為依據。其實，這無疑是誤讀。只要對當時再貶李德裕“詔制”作認真的解讀，就不難得出答案，揭開懸謎。
從自潮州再貶李德裕“詔制”的內容上看，李德裕并不是貶來海南島任“崖州司戶參軍”的。宣宗皇帝將李德裕貶到海南島，主要是按唐代律典加重對其治罪處罰。至于“詔制”中所提及的“可崖州司戶參軍置同正員”，并不是真正授給正員實職，名義上的“司戶參軍”，只是個虛銜，而“員外置同正員”，才是至關重要的關鍵詞。按唐代官制，所謂“員外置同正員”，就是在正員編制之外安置的人員，此類“官員”，既不能厘務，也無衙舍可居，只是象征性給予同正員職級薪俸而己。唐代崖州建制級別屬下州，按編制只配置1名執掌地方戶籍的司戶參軍，品級從八品下。貶詔中“可崖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”，這就是說，在編外安置期間，可給予如同崖州司戶參軍正員一樣的薪俸。由此可見，李德裕被貶到海南島上，還不是“司戶參軍”正員，而只是僅可領取從八品下薪俸的編外非正式官。古代廣東及海南地方志在“秩官志”中，只志其為“崖州司戶參軍”，而舍掉了最關鍵的“員外置同正員”，這嚴格說來是不盡準確的。
從“貶制”中對李德裕施以的懲罰上看，李德裕己是被處以流放服刑的罪犯。李德裕罷相后，降為留守東都太子少保，雖然被削奪了全部實權，但政敵仍容不得他“尚居保傅之榮，猶列清崇之地”，繼續誣陷構罪，以致將“留守”改為“竄斥”，把他逐出洛陽，流竄到大陸瀕海邊緣的潮州。既竄潮州，政敵仍不甘罷休，人還在遣送途中，即又以“數罪未窮”，“積惡既彰，公議難抑”為由，加重處罰，將“竄斥”改為“移投荒服”，最終達到把他投荒流放遐荒絕島目的。所謂“荒服”，是古代以京城為中心劃分距離遠近的“五服”之一，指離京城最僻遠的地方。唐代律典中的“投荒服”，是僅次于處死的懲罰。此外，再貶李德裕“詔制”中還特別強調：“縱逢恩赦，不在量移之限。”這表明皇帝告知天下，李德裕己是“大惡不赦”的罪犯。這對李德裕來說，意味著此生己不能得到朝廷的赦免，更沒有往回量移的機會了，唯有在流放地終身服刑，等待死亡。
唐代離京都最僻遠的南方州郡是振州，相對崖州而言，振州才是名符其實的“荒服”之地。在不到一年時間內，遲暮之年的李德裕被累加罪名，一貶再貶，這足以說明，政敵是迫不及待置之于死地。既達目的，彈冠相慶的政敵豈容其寓居趨于開化的島北崖州，借奉“詔制”行事，將他流放到離京都最遙遠的島南振州這一天涯絕境，以投荒代誅，這才更接近當時李德裕所處的政治背景與歷史事實。（錄自《天涯社區·人物傳說》）